“婚外胚胎案”持续引起全国关注，涉及的离婚诉讼由男方唐某提起，原定于8月11日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8月7日下午，朱女士透露她已向法院申请中止离婚诉讼，法院因原告方也提交相应请求，决定延期审理此案。
朱女士明确表示，并非不想离婚，而是暂时不离婚。她解释说，一旦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婚内造假、婚外胚胎等事件会被合理化，现存的胚胎争议、重婚争议以及婚内重大过错都会被一笔勾销。因此，在胚胎案未了结前，她坚决不同意离婚。朱女士认为，只有婚姻关系存续，才能依法追究男方全部责任，相关证据才具备完整法律效力，对方的过错才能被认定，相应的法律惩处才能落地。她强调，坚持把胚胎案打到底，给自己一个公道，也为女儿换一个干净安稳的未来。
2025年11月1日晚上，朱女士偶然翻看丈夫手机时，发现一条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短信，内容为要求唐某与一名陌生女子作为“夫妇”到医院进行手术。这令朱女士震惊，因为她是合法妻子。此前，朱女士已察觉到丈夫在服用备孕药物，但为了不影响女儿高考，她选择了隐忍。朱女士与唐某于2006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19年，朱女士确诊肺癌，经过多次手术有所好转，但仍需定期复查。2025年夏天，她曾主动和丈夫商议再要一个孩子，但丈夫全程回避，那时他已与婚外女方暗中筹备辅助生殖。朱女士质问丈夫选择女儿还是胚胎，丈夫选择了后者，这让她非常震惊。
为查明真相，朱女士手持真实合法的结婚证，携律师先后三次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申请销毁那枚婚外培育的冷冻胚胎，但均遭拒。随后，她向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投诉，确认医院按规定查验了当事人双方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尚无证据证明医院违规；涉事胚胎已被封存。朱女士多次追问医院如何确定唐先生出具的结婚证是真实有效的，但医生一直不正面回答。
在多次申请销毁胚胎遭拒后，朱女士于2026年5月以“丈夫和第三方为婚外胚胎制作假结婚证”为由报案。公安机关认定唐某与婚外异性存在伪造、使用国家机关证件的违法行为，并对二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拘留结束后，二人仍在上海出双入对入住酒店。
朱女士起诉丈夫唐某、婚外胚胎女方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一案，于2026年7月30日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案由为人格权纠纷。庭审现场医院认为自身流程合规，不愿担责；庭审持续约两小时，未当庭宣判。就在人格权纠纷案开庭前一分钟，朱女士收到了丈夫唐某提起离婚诉讼的传票，该案原定于8月11日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开庭。朱女士指出，两人白手起家，如今丈夫条件优渥，但在离婚起诉中宣称无夫妻共同财产，并明确告知女儿已满18周岁无需再支付抚养费，全然不顾妻女感受。她直指“无共同财产”的说法荒谬——两人结婚20年，丈夫在上海、无锡、南京、深圳多地均有公司，婚内房产至少两套。
朱女士明确表示，在涉案胚胎被妥善销毁前，她不会同意离婚，以防胚胎被后续非法启动利用。她还启动了刑事追责程序，向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递交追究丈夫重婚罪的刑事自诉材料，并向南禅寺派出所报案，希望追责丈夫重婚罪。同时，她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递交材料，就丈夫和第三方“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一事申请刑事立案监督。
关于重婚罪的认定，法律界存在争议。有律师指出，仅凭伪造结婚证在医院建档这一行为，尚不足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重婚；认定重婚罪需证明存在长期、稳定、公开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事实。唐某首次公开回应胚胎处置、财产分割、抚养义务等问题，称事发后便第一时间前往医院要求终止并取回材料，当时院方答复“已即刻终止”。唐先生称误以为“终止”即等于“销毁”，后续未再跟进，由此引发误会，并称“我们一直以来都愿意配合销毁胚胎”。对于“离婚起诉书写了五个零、无赔偿方案”的说法，唐某予以否认，称双方曾于2025年11月沟通过财产分割方案，他目前仍愿意按该方案执行，并强调自2025年11月分居至今，仍在按月支付妻女生活费并承担社保。
朱女士回应称唐某的声明避重就轻，指出丈夫出轨并伪造证件做试管婴儿绝非简单的家长里短。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唐某与婚外女方共同公开直播，销毁胚胎必须公权机关现场监督；二是公开在婚外胚胎女方身上的所有花费明细。2026年8月5日，唐某再次向媒体发声，称当天上午11时许，在婚外女方、医院负责人及三方律师共同见证下，已向医院正式申请销毁涉案胚胎，朱女士未在场。唐某同时称自己遭受严重网暴，手机24小时遭陌生电话轰炸，微信疑被黑客攻击无法支付，支付宝频收0.1元恶意转账以图锁死账户。随后唐某的律师阮女士也对媒体表示“这个胚胎已经销毁”。
朱女士对此表示不知情，强调根据此前上海市卫健委答复函，该胚胎应处于封存状态，目前仅有男方单方声明销毁了胚胎，没有法院或卫健委的官方通报，她不予认可。
截至2026年8月9日，该案形成三线并行的复杂局面：人格权纠纷案已于7月30日开庭，尚未宣判；离婚案定于8月11日在无锡开庭，已确认延期；重婚罪刑事自诉仍在审查中。司法专家和律师认为，这个案件在审理和界定等方面存在一定难度，核心争议集中于医疗机构辅助生殖证件核验义务、冷冻胚胎处置权属、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行为的法律定性三大维度。若本案能对上述关键问题作出清晰、公允的司法界定，将有力推动辅助生殖配套法律体系与监管制度的健全完善。朱女士表示内心已做好最坏打算，即便两场官司均失利，也会继续上诉，坚持到底不仅为了自己，更希望曝光辅助生殖证件核查的漏洞，推动政策完善，避免更多人遭遇同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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